“文革”的结束，让秦城监狱也和全国一样“换了天地”。不仅那些被错打成右派和“反革命”的“囚犯”一个个出了监狱，监狱里那些由“四人帮”控制的“造反派”们，也一夜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随即，又一批重要嫌犯被送进秦城监狱——“四人帮”反革命集团的主犯。另外，秦城监狱里还有此前被关进来的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。
办案人员与犯人同吃同住
1980年3月底，时任浙江省委副书记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王芳接到公安部的一封密电，要他去参加公安部预审“四人帮”的工作。由于案件特殊，中央决定预审组住进秦城监狱，就在监狱内审。
一个月后，王芳来到秦城监狱。据他在后来出版的回忆录中记述，当时除了中央高层领导之外，全体预审人员都住进了监舍，每人一间。他们在监狱的大伙房用餐，开始了与犯人同吃同住的办案生活。
依法审判林彪、江青为首的两个反革命集团(以下简称“两案”)，是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审判。预审组对在押的“文革”干将毛远新、王力、关锋、戚本禹、迟群、谢静宜、金祖敏等7名嫌犯，同时展开了侦查预审。因为人手不够，公安部又从北京、上海等13个省、市、自治区的公安政法机关，分两批抽调人员，充实预审干部，总数达到170人。根据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的彭真的意见，公安部决定分6个预审组：一组负责审江青，二组负责审张春桥，三组负责审王洪文，四组负责审姚文元，五组负责审毛远新，六组负责审陈伯达。王芳担任二组组长。
张春桥是“两案”主犯中最难对付的人。王芳回忆说，1980年6月，预审组开始提审张春桥。在宣布完中央责令由公安部依法审理他的决定后，张春桥有气无力地说：“我不是反革命。”停一下又说：“你讲的我都不接受，我没有违反你这个法。”此后，他便一声不响，要他在预审笔录上签字，他也不签。
到9月预审结束时，张春桥一共被提审11次，但他始终“牙关紧闭”。针对他以沉默对抗预审的态度，预审组采取了揭露性的预审方法，揭露其所犯下的罪行和玩弄的阴谋手段，完整地记入预审笔录，构成法律文书。
与张春桥相反，江青在谈话或预审中，总是喋喋不休。王洪文、姚文元、陈伯达等人，虽能交代问题，但往往是避重就轻，竭力推脱罪责。姚文元常常只认错不认罪。预审组工作即将结束时，审判委员会决定对江青、张春桥、姚文元、王洪文、陈伯达、黄永胜、吴法宪、李作鹏、邱会作、江腾蛟等10名主犯提起公诉。
喜怒无常的“7604”
江青应该算是关押在秦城监狱里最著名的女犯了。
为了看管“两案”的要犯，秦城监狱专门成立了共和国第一支“武装警察干部大队”，从全国13个省抽调了300多人。其中由22个女兵组成的独立分队，专门负责对203监区“7604”号犯人的看管、提审、押送工作(秦城监狱原来不设女看守)。“7604”就是江青在秦城监狱的编号。
原河南省武警总队的李红，是当年看守过江青的女兵之一。多年以后，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说，在看押江青之前，她还和其他几个女兵专门去了一趟毛主席纪念堂。1978年4月17日，李红第一次见到江青。“这位已经64岁的女犯，身材姣好，腰板笔挺，高傲冷峻。”
在秦城监狱接受预审的日子里，江青的生活很有规律。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放风时，她常常打太极拳。因为特别安排，“两案”要犯们的放风时间都不会重叠。江青不但见不到其他主犯，甚至还不知道有些人已经和她一样被关进了秦城监狱。
监狱中的江青喜怒无常。心情好时，她会在屋子里唱京戏，边唱边表演；生气时则会与看守发生直接冲突。李红仍清晰记得，有一天中午，开饭时间，江青开始使劲儿敲门，并冲李红叫喊：“饭送晚了，是凉的。”她不依不饶地抱怨：“主席尸骨未寒，你们把他唯一的亲人关起来(指毛远新)，这是对主席的不恭……把主席夫人关起来，不把我当人看，我有什么错？”
李红回忆说，当时江青已经闹了近一个小时，听到她说这句话，李红也急了：“你是主席的第几夫人？第一夫人是杨开慧！”
江青大怒，骂李红：“你个小瘪三！”李红当即回敬了一句。江青扑上前，将一口唾沫吐在李红的脸上。
1981年1月25日，江青被特别法庭判处“死刑，缓期二年执行”，1983年1月25日，改判为“无期徒刑”。
关于江青在此后服刑期间的狱中生活，作家叶永烈在其著作《四人帮兴亡》一书中进行了描述：当时江青被单独关押，她的牢房大约20平方米。窗玻璃是透光的，外面可以看见她在里头的情景，她在里头却看不见外面……伙食要比北京城里普通百姓的好一些。在狱中，她可以看《人民日报》、《北京日报》，可以听广播，或到电视室里看电视。当她从电视上见到邓小平阅兵的镜头时，不由地叹道：“想不到，邓小平的身体还这么好！”
“你们带我回秦城监狱吧”
1984年，江青患病，经检查，被诊断为喉癌。经公安部批准，她搬出原来的牢房，住进了紧靠监狱的一幢楼房。
秦城监狱有专门的医务室。平时，保健医生和护士负责治疗犯人的一般疾病，定期检查“高级犯人”的身体。在离监狱大楼不远的地方，还设有一个小小的牙医诊所。如果犯人遇到大病、疑难病，或需要动手术时，监狱就会把犯人送到指定医院——复兴医院。坐落在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上的复兴医院，当时是公安部的定点医院，也是秦城监狱犯人的专用医院。可以说，复兴医院的监狱病房是秦城监狱的延伸，同样设有铁门、铁窗，有看守，有监规，也实行放风制度。
在秦城监狱服刑期间，林彪集团和“四人帮”集团的要犯们，除了没有外出等自由，其狱中生活还算是“舒坦”的。
上世纪80年代初，林彪集团的干将邱会作获准保外就医，随老伴胡敏回到了她的老家陕西。离开秦城监狱时，邱会作对监管人员说：“对今后的生活没别的要求，但愿有暖气、洗浴等设施，治病方便。”但到陕西后，他发现缺的正是这三样。邱会作对送他的秦城监狱监管人员说：“你们带我回秦城监狱吧。”这样的要求，令当时的监管人员哭笑不得。后来，直到去世，邱会作没有离开过陕西。
1987年，江青在秦城监狱关押了10年后获保外就医。1991年5月14日凌晨，不堪病痛折磨的她，悄悄地为自己梳洗了一番，然后穿上一身干净的衣服，自缢身亡。1986年，王洪文也获准保外就医。1992年8月3日，他在北京病亡。2001年，被判有期徒刑20年的姚文元到期释放，回到上海家中，第二年去世。“四人帮”中，只有张春桥没有出狱，于2005年4月21日病死在秦城监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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